湖北警察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步入湖北警察史博物馆,聚光灯下的一件件展品渐次映入参观者眼帘,一段段历史由它们娓娓道来。
法制网记者 刘志月 通讯员 李宣彤
图①为湖北警察史博物馆外景。
(资料图片)
图②为2017年5月20日“彩虹亲子营”活动,湖北警察史博物馆讲解员刘泽恩(左一)为小朋友们讲解指纹按捺。
胡雨 摄
图③为湖北警察史博物馆展出的新中国不同时期警服。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提供
写《离骚》的屈原曾官至“公安部部长”；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曾做过最基层的“派出所所长”,这些都有文物史料为证。
晚清时期盗窃行业内部有着怎样的规则?一份万字“职业小偷”反省书道出其中玄妙。
步入湖北警察史博物馆,聚光灯下的一件件展品渐次映入参观者眼帘,一段段历史由它们娓娓道来。
2010年,湖北警察史博物馆正式在湖北警官学院诞生,馆藏文物目前达到3000余件,串起绵亘两千多年的湖北警察史。
正如湖北警官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刘茂林所说,警察史博物馆本身就是警察文化的体现,它让更多人通过了解警察史熟悉英雄模范,培育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展品跨越2000多年警察史
一片片竹简有序地排列着,古老的象形文字静静地躺在片片竹简上。历经千年风雨飘摇,文字与竹简依然散发着古老的智慧之光……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展出的这组《云梦秦简》复制品,原件于1975年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出土。
“《云梦秦简》是最早、最完整的现场勘查笔录、刑事讯问笔录、法医勘验笔录等警政类法律文书”,湖北警察史博物馆馆长周斌介绍说。
在湖北警察史博物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荆州弩机,颇为引人注目。手握处长,发机处短,虽已铜绿斑斑,但从外型上看,它与现代的手枪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军警‘手枪’,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功能最全的弩机。”周斌说。
在湖北警察史博物馆里,除了有很多与警察职业相关的物品,还有一件非常特殊的藏品——一封长达83页、2.3万字的晚清时期“职业小偷”反省书。
反省书的作者名叫王学忠,他出生在晚清一个官吏家庭。王学忠两岁时,母亲离世,他寄居在父亲朋友家,长辈们对他疏于管教。父亲去世后,9岁的王学忠开始以“偷盗为生”,足迹遍布湖北各县市。
61岁时,王学忠被抓获,此时他的“职业生涯”已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
落网后,王学忠不仅交代了犯罪事实,还写下了数万字的反省书。
在反省书中,王学忠揭开了当时一个偷盗组织的“神秘面纱”。
这个偷盗组织地位最高者为“总黄爷”,下面设有“大爷”“九肩”,最底层的叫“平扬码头”,也就是普通的小偷；在此基础上,再分山头派别。
王学忠属于“德”字派。根据反省书所述,职业小偷一旦入了派别,不可轻易改变师傅及派别,否则会受到严惩。
“职业小偷”内部也有严格规定。根据反省书,假如违反了规定,轻则按规受处,重则被挖眼割舌、断手断脚,甚至处死。
湖北警察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屈原就曾担任过楚国的警政官职,官拜“左徒”,相当于当今公安部部长,主要负责法令与君命的草拟、施行、适用。
汉高祖刘邦也担任过“警察”职务。但与屈原不同,他担任的是最低治安官职“亭长”,相当于基层派出所所长,其职能为“禁盗贼”,维护地方治安。
张之洞建警的划时代意义
根据湖北警察史博物馆的考证及相关藏品证实,晚清时期洋务运动践行者张之洞为湖北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1902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看到大武汉外国租界治安秩序良好,巡捕日夜守望；华界毫无交通、卫生讲究,夜间盗匪横行。
作为洋务新政的领袖,张之洞迫切想改变武汉的落后面貌。于是,一封奏折上达朝廷,获准成立武昌警察总局。
建警被允许,但武昌警察总局的机构设置、警察来源、经费保障等又成为摆在张之洞面前的新问题。
最让张之洞头疼的,莫过于警察经费的来源问题——修理街道、建造市亭、人员开销处处都需要用钱。
一开始,张之洞认为“其经费应出自民间”,但转眼他就看到,百姓已不堪各种税负之累。
最终,张之洞上书建议从筹措赔款的房捐中抽取部分用于警察事务,实现了“财政兜底”。
张之洞还开创了湖北警察教育的先河。张之洞要求,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进入警察学堂,并为其设置了两年半学制,毕业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
为增强警察学员的实战经验,张之洞花重金从上海请来巡捕房头目教授警察理论和实务。
张之洞还设立了湖北最为规范的监狱,废除了原有一些酷刑,让服刑人员自力更生,安排他们学习织布、编制草竹器物,足以自养；主持建设汉口标志性建筑——消防瞭望水塔,白天挂红旗,晚上悬红灯,第一时间告诉人们火情,并调水扑火；他还督办修建卢沟桥和汉口之间的铁路,创建铁路警察,不再让其他国家借护送货物之名,强行收取大额费用……
“张之洞建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让警察从存在了千百年的军警制度中分离出来,有了它自己特有的名片。”湖北警察史博物馆讲解员汤凌说。
新中国首个女子交警班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下,妇女扮演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女飞行员、女火车司机……女交警应运而生。
1958年2月,新中国首个女子交警班——“江汉女子交警班”成立,副班长名叫梁翠仙。
湖北警察史博物馆曾展出过梁翠仙的日记的复制品。在日记中,梁翠仙记录下了自己成为女交警前的思想斗争——
“要我去当交通民警?成天站在大街上拿个喇叭筒,碰见个熟人多丑啊。当一辈子的交通民警,我的前途不就完了吗?”
“不去可以吗?我是个预备党员哩,党培养了我这些年,我能这样对待党交给我的任务吗?非党同志要怎么说呢?哦,又是个人主义作怪,还是去,还是去!”
最终,梁翠仙放下思想包袱,第二天就去交警队报到了。与梁翠仙在日记中记录的一样,江汉女子交警班的其他12名女性也有过类似的思想斗争过程。
在湖北警察史博物馆内,一张“江汉女子交警班”的黑白合影记录了13名女交警的青春影像。
另有资料记载,那时,梁翠仙等女交警着蓝色警服、腰束皮带、穿黑皮靴、戴白手套,手持红白指挥棒,站在江汉路口指挥来往车辆。
“女子交通民警执勤时,处理违章严肃而和蔼,岗位百米内未发生责任事故,交通秩序良好。”武汉市公安交管局史志上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第二年,江汉女子交警班的出色工作成绩掀起了一场武汉城乡各地报考女交警的热潮,原来的13人小队伍扩展到68人的大队伍,全国各地也纷纷效仿成立女子交通警察队伍。
女警们除了要做好交警工作,还要兼顾家庭。女交警邱益英刚刚进女子交警班时,女儿才八个月大,她将女儿送到了武汉新洲老家,而当时她又有了3个月身孕,但她一直坚守在交通岗位上,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才从执勤岗位上下来。
邱益英的事迹受到各界好评,她本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江汉女子交警班,作为新中国的首批女交警,是当时全国妇女的一面旗帜,开启了女警上街执勤指挥交通的先河。”汤凌说,进入新时代以后,新一代女子交警以她们为榜样,继承传统,以强烈的责任感积极投身交通管理工作。
在湖北警察史博物馆,许多展品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也成为传播警察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新的时代背景下,湖北警察史还在不断地续写辉煌,湖北警察史博物馆的馆藏陈列无疑将更加丰富多彩。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