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记者 蔡长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近年来，上海、贵州等地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创造性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破解难题，探索出一条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融合的新路子，改变了许多传统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提高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在7月10日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要借鉴上海、贵州的做法，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构建适应实践需要、符合司法规律、体现时代特征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
打造司法办案规范助推器
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件案件侦结以后，公安认为案件板上钉钉了，检察院说证据不行；检察院认为事实很清楚了，法院说证据不充分。产生这样的分歧，不只是办案人员认知和能力问题，还有证据标准的问题。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
此次会议指出，以审判为中心，关键是贯彻落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诉讼原则，促使侦查、起诉、审判围绕证据裁判的要求进行。依法制定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基本证据标准指引，并以此规范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为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提供了新载体。通过运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对符合基本证据标准指引的案件自动放行，有利于增强配合的确定性预见性；对不符合基本证据标准指引的案件自动阻止并提示补证，有利于增强制约的客观性、有效性。
上海、贵州研发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不替代线下刑事诉讼活动，也不替代司法人员独立判断，而是通过推动公检法在共同的办案平台上、明确的基本证据标准指引下办案，成为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提升刑事司法工作水平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上海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新技术，推进软件系统的开发工作，研发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具有证据标准指引、单一证据合法、合规性校验及证据链完整性审查判断三项核心功能，于今年5月3日上线运行。这一软件系统连接公检法三机关，形成新的办案流程，初步实现信息共享，在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建立了统一的刑事办案平台，消除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信息壁垒”，初步实现刑事办案网上运行、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不少案件由于证据收集不合法，带病进入诉讼程序，最终要么不被法庭采纳，放纵了罪犯；要么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酿成冤错案。
贵州搭建了数据信息互联共享平台，选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毒品五类案件，开发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把要素化、结构化的证据指引嵌入系统，既增强了公检法三家间的配合与制约，又在侦查、审查起诉环节发挥好“筛子”作用，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会议指出，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以往类似的海量案例尤其是有证据瑕疵的案例进行分析，找出易出问题的环节和要素，为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证据标准指引奠定了基础，并为线下办案活动规范化提供了助推器。
以往对证据是否合法合规的审查往往是事后进行，这种工作模式常常造成证据因为时过境迁难以重新收集或者补正，进而影响办案质量和效率；现在，公检法三方在统一的办案平台上，办案人员只要上传证据，系统就会对每一份证据的收集程序、形式要件、内容要素是否合法、合规进行自动校验，并且及时反馈校验结果。
为了使证据标准指引落地，力争做到证据确实充分，贵州在贵阳市花溪区试点开发了大数据办案系统，要求公检法三家应用该系统进行案件流转，在系统中嵌入证据标准指引应用模块，如果不符合证据标准指引的要求，案件将无法流转至下一环节。
据悉，通过运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以引导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全面、规范收集、审查证据，及时发现需要纠正的问题，防止因证据收集、审查不全面不规范而导致冤错案的发生。
会议指出，上海、贵州两地通过创新科技手段，明确了不同诉讼阶段的基本证据标准指引，即针对常见多发的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不同特点出发，按照阶段性、递进性、制约性相结合的要求，分别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指引，为办案人员收集、审查、运用、判断证据提供明晰、可行的指引，推动了向规范化办案转变。
统一司法尺度保司法公正
据介绍，当前，制约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进，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对证据标准理解不统一，公检法各有自己的证据标准；二是受传统司法理念和人情因素的影响，证据的收集、审查、运用缺乏刚性；三是法官、检察官、警官个体认识和经验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办案存在主观倾向性。
对此，只有通过政法机关有效协作，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才能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进而把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落到实处。
据了解，智能辅助办案系统通过对以往办案中积淀经验的萃化、提取，对司法人员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复制，研发出智能化程度高的辅助办案系统；将基本证据标准指引转化为数据模型，嵌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由其对基本数据进行自动审查，把机器的客观准确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向人工和智能审查相结合转变。
会议指出，科技为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判断提供了好助手。机器没有偏好，不会变通。通过运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对证据完整性及矛盾点进行基础性审查、判断，可以帮助司法人员克服认识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最大限度减少误差和人情关系的干扰，促进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
上海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证据校验、审查判断等功能，及时发现、提示证据中的瑕疵和证据之间的矛盾，克服了办案人员个人判断的差异性、局限性、主观性，提高了证据审查判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贵州的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通过数据的无偏好增强了法官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下中国人情社会和惰性的问题。
据悉，自今年3月1日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在贵阳花溪、遵义红花岗等4个法院试点运行以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办案效率，还较好地解决了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主观性、任意性问题。截至目前，贵阳市花溪区公安分局移动审查起诉退侦案件13起，同比下降28%，花溪区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率同比下降28.8%。
创新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
改革是一个除旧迎新的过程。司法责任制落实、新型办案团队建立后，如何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又一个难题。
会议指出，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不断突破人的体力、智力局限，为提高司法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地政法机关把体制机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了办案质量效率的飞跃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提高办案质量最终体现在判决的公正上。实行司法责任制后，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为防止“类案不同判”，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专业化办案团队，可以更科学地分析案情、更精准地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
从2014年开始，针对盗窃、抢劫类案件数量大、量刑尺度不统一的问题，广东省广州市中院对历史上300多万件同类案件进行大数据分析，形成了智审辅助量刑裁决系统，将影响盗窃案件判决的20多种情形所占权重分析出来，当法官输入一个案件要素后，系统会在传统推送相似案例的基础上自动进行比对和运算，并对量刑幅度给出图形分析和数据参照。
深圳市福田区密布着全市70%以上的金融公司总部，金融交易活跃造成金融纠纷案件数量巨大。2016年，福田法院与阿里巴巴公司合作开发“金融纠纷案件智能裁判”系统，用大数据技术形成庭审要素表，法官将信用卡类案件起诉要素输入系统后，案件的相关信息及诉讼材料就可以自动生成，这样法官只需对要素进行审核及打勾式审理。
据悉，在上述系统开发的基础上，福田法院形成了由1名法官配备3名助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审判团队，仅用半年时间就审结了5000多宗信用卡类案件，并真正做到了类案同判。
在案件量不断增长的今天，仅靠加人、加班提高办案效率已经难以为继，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运用，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可以让机器来完成，一些琐碎的程序可以靠信息技术来简化。
苏州法院打造了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将其应用到庭审及合议记录中，基本实现了说、录同步，实现了庭审过程100%完整记录，庭审时间缩短30%至50%，合议庭合议不用书记员记录，合议时间平均缩短30%。
为解决“人难找、物难查”，深圳法院建立了“鹰眼查控网络平台”，创新地将44加联动协助单位互联互通，执行工作的查、扣、冻一体化完成。2016年，深圳全市两级法院执结率提高46.7%，执行案件的查控周期也由15个工作日缩短为2天。
会议指出，政法机关要站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潮头，主动适应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建设和应用的实际需要，摒弃本位主义，加强协同配合，推动形成有利于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共用、业务衔接联动的体制机制，共同提高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水平。
上海、贵州等地的探索也启示我们，现代科技应用迈出一小步，可以推动刑事司法文明前进一大步。只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司法规律，善于把握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就能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文明之路。
（来源：法制网）